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慕容莲生

慕容莲生,本名徐中强,文史研究者,自由写作者。爱莲,好酒,欢喜心过生活。已出版《今夜故人来不来》《从前没有情人节》《民国的四月天》等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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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柳子厚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  

2010-10-18 00:48:33|  分类: 「莲生读书」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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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柳子厚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 - 慕容莲生 - 慕容莲生

前言:

查阅资料时遇得这篇文章。其中有些知识于我来说是新鲜而有益的,有些是本来知晓的,但不如文中所表达这般系统而透彻。摘下来,以便再阅。

论柳子厚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
 
   
    唐代有关文论的资料相当零散,此正与所谓“唐代的诗文,如日中天;而论文的著作,则寥若晨星”之言相应。此可能是因为当时文论资料未能流传至今。

    但无论如何以现有富贵的资料来看,亦可明显地显示出唐代文坛潮流的特点。即如所言“唐代文人一方面结束六朝以前,一方面又开启宋代以后,此朝实为中国古代文学变化之枢纽。”

    然而文论方面,其中以“文以载道”“文以明道”为中心的韩、柳之文学主张占重要的地位。这因为,韩、柳在唐代的文学创作中成绩雄伟,故《新唐书·文艺传奇》云:“大历、贞元间,美材辈出,擩哜道真,涵永职涯,于是韩愈倡之,柳宗元、李翱、皇甫湜等和之,排逐百家,法度森严,抵轢晋魏,上轧汉、周,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,此其极也。”

    这就说明唐文由骈而散的变化,达到极高的水平,同时内涵着发达的文论,其中之一就是柳子厚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论。
  
    自从魏代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云:“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,不可力强而致。譬诸音乐,曲度虽均,节奏同检,至于引气不齐,巧拙有素,虽在父兄,不能以移子弟。”此说明一篇作品的气势、声调、语言和作家个别个的才性、生活、思想、血脉相通,总的形成各家独特的风格,不可勉强传授给子弟。

    然而,从此“文以气为主”之说不断地被当作后代文学家与为文者的主要文学理论之一。直至今日常有人提而论之。

    然而也有其他的理谕。如朱子言:“韩文力量不如汉文,汉文力量不如先秦战国,余谓斯言信矣。古今人材所以不相及者,皆由力量不逮故也。岂唯文哉?”此即说明“文以力为主”的主张。可是柳子厚早在唐代已提出“文以神志为主”的理论。此可谓比起“文以力为主”或者“文以气为主”之说高出一筹,具体而精进。

    而且有关志之说早在《毛诗序》云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,言之不足故嗟叹之,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,永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也”在此所谓志,即指作家的情意、思想、怀抱等,故其表现为文即文,为诗即诗。即说明显而不会混淆,然而以人之个性有异,志向有异,有所不同。对于神,亦有指变化莫测而言。苏东坡在其《文说》中云:“吾文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而出。在平地滔滔汨汨,虽一日千里无难;及其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,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,如是而已矣”此即变化莫测之神志充沛而“随物赋形”之结果。也就是真实的感情、丰富的思想融会后,加上变化莫测的文章组织结构与写作技巧而成。因此可见,神志乃不可厚非地是文章创作中重要的因素。

    李睟光《芝峰类说》云:“古人谓文章,以气为主,其说尚矣。至柳子厚曰:‘为文以神志为主。’余以为神者,变化不则(测)之谓。志者,气之帅也。既曰志,则气不足言也;故余断之曰,文章以神为主”在此所谓气者、志者、神者的关系如同王粥《周易略例》中之象、言、义,亦如同《庄子·外物》所言“荃者所以在鱼,得鱼而忘荃。”“言者所以在意,得意而忘言。”因此气与神犹如躯壳与主体。而且另一方面,神、志、气有机关系之密切,使之缺一不可。但无论如何其中神的地位是最崇高的。论柳子厚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 - 慕容莲生 - 慕容莲生

    因此,清刘大櫆《论文偶记》云:“行文之道,神为主,气辅之。曹子桓、苏子由论文,以气为主,是矣!然气随神转,神浑则气灏,神远则气逸,神变则气奇,神深则气静,故神为气之主。至尊以理为主者,则犹未尽其妙也。”一般论文,大多数人主张曹丕的“以气为主”,但有所深入的刘氏则主张“行文之道,神为主。”更强调说“神为气之主”。故其又云:“神者,文家之宝。文家最要气盛,然无神以主之,则气无所附,荡乎不知其所归也。神者,气之主;气者,神之用。神只是气之精虑。”可见刘氏之此种理谕,可谓直接传承了柳子厚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论。

    并且,姚鼐在《古文辞类纂序》中,把为文之境界分成“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”等八种,亦把神放在最高之境界。其云:“凡文之体类十三,而所以为文者八,曰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。神理气味者,文之精也。格律声色者,文之粗也。然苟舍其粗,则精者亦胡以寓焉?学者之于古人,必始而遇其粗,中而遇其精,终则御其精者而遣其粗者。”为文之道,必定是取其精而弃其粗。然而在发展的过程是不得不“必始而遇其粗,中而遇其精,终则御其精者而遣其粗者。”在此所谓最为精者,乃就是神。因此,近人方东树先生《昭昧詹言》亦云:“气之精者为神,必至能神方能不朽,而衣被后世。”而李璠亦有云:“文有神来、气来、情来;有雅体、野体、鄙体、俗体”朱熹则云:“气之精英者为神,金木水火土非神, 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。在人则为理, 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。” 

   

    而早在《庄子·养生主》即云:“始臣之解牛之时,所见无非全牛者。三年之后,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,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,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,批大卻,导大窍,因其固然。”此虽借疱丁解牛说明养生之道,一切要“依乎天理”顺应自然,不可抵触伤生之处。也是说明不用外在官能知觉而用内在精神从心所欲。文章写作亦如同“神遇”与“神欲行”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。而要达到此种境界,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培养,不断地从事尝试学习和累积经验,最后获得成就。

    柳子厚对追求此种境界的方法亦有言及,在其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云:

    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,本之《诗》以求其恒,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,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,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,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参之《毂梁》氏以厉其气,参之《孟》、《荀》以畅其支,参之《庄》、《老》以肆其端,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,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,参之《太史公》以著其洁,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。

    此说明若学文应当溯源于五经,旁及子史的问题,也就是说在写作上从经史子集中取得各种手法

    《尚书》是中国最古的历史文献,叙述朴素,不尚藻饰。抒情的《诗经》作品,其精华部分,有永恒的感染力。《礼记》是说明一切行为以礼为准。孔子《春秋》中有关褒贬之词,都能表现明确的判断力。《易经》的易,是变化之意。六爻递相推动而生变化,故可见天下之动,以上五经是明道的根源。除此之外,又把子史的文章归入文学的范畴,说明学文从《毂梁传》练其文气,学习使之疏通之法。从《孟子》的文章学习博辩纵横。从《荀子》的文章学习逻辑性与反覆深透之法,然后学到那种枝条畅茂的写作特色。从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学习简述道理,出奇无穷,放纵无端。从《国语》学习和扩展奇趣。从《离骚》学习文字的幽深微眇和感情的幽愤抑郁。从《史记》学习语言的精练。然后,达到“为文以神志”的境界。也就是“章妥句适,精能之至,立神出天。”故杜甫亦云: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

    然而文人又把神之境界置之极高之处。如“司马长卿赋,时人皆称其典而丽,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。扬子云曰:‘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,其神化所至耶!’”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亦云:“诗之极致有一,曰入神。诗而入神,至矣!尽矣!蔑以加矣!惟李、杜得之,他人得之  寡矣!”但是亦有人把神的境界视为智巧之外,不能以学力所致,仅能以心意之会。如方孝儒在《苏太史文集序》中云:“天下之事出于智巧之所及者,皆其浅者也。寂然为无,沛然无穷,发于智之所不及知,成于巧之所不能为,非几乎神者,其孰能与斯乎?故工可学而致也,神非学所能致也,惟心通乎神者能之。”在此方孝孺论到“神非学所能致也,惟心通乎神者能之”,但是若果真如此,则神与学无关乎?不然!因为文章者欲不读而能之,欲不勤而得之,惑矣。谬矣。故视神为极高之境界则可,而当成“非学所能”则不可。如柳子厚所言,勤学之而“取道之原”“旁推交通”即可达到神之境地。此虽因人之天资与努力有所不同。

   

    在春秋战国时代庄子提出一个“神”字,孟子提出一个“气”字,其所谓神与气,本与文章理论无关,但是后人论文谈到精微之处就提到神或气等。庄子之所谓神,乃是道家修养之最高境界;孟子之所谓气,乃是儒家修养之主要方法,所以论神则去外欲而内志不分,也就所谓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。”此可谓与工夫有关,透过精神集中努力之工夫,即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。即可到达神化之境界,就可随心所欲自然入妙,有关此《庄子》有一则寓言:

论柳子厚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 - 慕容莲生 - 慕容莲生

     仲尼适楚,出于林中,见佝偻者承蜩,犹掇之也。仲尼曰:“子巧乎?有道邪”曰:“我有道也,五六月累丸,二而不堕,则失者锱铢;累三而不堕,则失者十一;累五而不堕,犹掇之也。吾处身也若厥株枸,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,虽天地之大,万物之多,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侧,不以万物易蜩之翼,何为而不得!”孔子顾谓弟子曰: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,其佝偻丈人之谓乎!”

    此可说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专心一志“用志不分”就能入神。也可运用在文学创作上,为了表现自己的意象“用知不分”集中灵感,即可构思出本人想要表现的形象与内容。在此透过作家的知识程度与累积经验的多寡和异同,其所表现的内容亦有所不同,亦有深浅高低的差异。无论如何,如《庄子》的寓言,先经过努力,又集中修养,就能达到很高的境界。类似此种寓言在《庄子》一书中有许多例子。例如:

    纪渻子为王养斗鸡,十日而问鸡已乎。曰:“未也,方虚憍而恃气。”十日又问,曰:“未也,犹应响景。”十日又问,曰:“未也,犹疾视而盛气。”十日又问,曰:“几矣!鸡虽有鸣者,己无变矣;望之似木鸡矣!其德全矣!异鸡无敢应者,反走矣。”

    此又借着养斗鸡的事情说明,经过不断的努力与修养即可达到超越群鸡的极高水平,使得其能力到达入神的地步,使“异鸡无敢应”,也就说明透过不断地努力与修养即能拔萃,文学文学创作与表现能力亦如此。又如:

    梓庆削木为鐻,鐻成,见者惊犹鬼神。鲁侯见而问焉,曰:“子何术以为焉?”对曰:“臣工人,何术之有!虽然,有一焉;臣将为鐻,未尝敢以耗气也,必斋以静心。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,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,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。当是时也,无公朝,其巧专而外骨消;然后入山林观天性;形躯至矣,然后成;见鐻,然后加手焉,不然,则已。则以天合天,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!

    此以梓庆制造鐻的过程说明,其用斋戒的方法不断地修养与培养其制鐻的能力,等到其至一定的能力能够作出如神制的鐻,然后其始造鐻,其结果造出“器之所以疑神者”的作品,这并不是不能期而可得者。对文学创作与作品而言,可以透过努力,加以才能与学力等,渐渐培养而达到作品如天衣无缝的境界。

    以上《庄子》的寓言,皆说明以不断的努力,最后取得圆满如神的结果。不能以仅能靠“神遇”,而不能以才能学力所致来概括一切,如此则文学理论不能立足。故神遇之说不能只用人力不可致之神秘的观点来概括,这样反而束手无策,故神遇可视为极高之境界,然亦可视为以学力与知力,加以不断的努力达成的目标。

    而孟子的气,亦可如前述的神同样的观点去思考。孟子的气主要是在于所谓的“浩然之气”,孟子云:

    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,配义与道,无是馁也;是集义所生者,非义袭而取之也,行有不慊於心,则馁矣。

    对此郭绍虞先生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中云:“孟子这个‘气’的观念,虽非论文,但并非与文学批评绝无关系。因为养气之说,即本於他的‘知言’的观念一转变而来者。所谓知言云者,只足以知他人之言,固非自己对于立言之预备也。即非自己对于文学上的一种修养工夫也。明白了‘诐辞知其所蔽,淫辞知其所陷,邪辞知其所离,遁辞知其穷’,然则对于自己之言,其不欲有所蔽,有所陷,有所离,有所穷,盖可知矣;其不欲为诐辞,为淫辞,为遁辞,又可知矣!然则将若何而后能不为诐辞淫辞遁辞乎?将若何而后能使其言之无所蔽,无所陷,无所离,无所穷乎?于是进一步遂想到配义与道的养气工夫,如能胸中养得一团浩然之气,则自然至大至刚,自然不致流为诐辞淫辞邪淫遁辞矣。”在此可见孟子提出的气,与庄子提出的神,同样是对某种德行进行修养,最后达到理想的境界。无论此为道德修养方面的,抑或文学表现方面的,都是一样的。

    我们再看唐代古文家的文气论。以气论文,始乎魏代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。其源则出自《孟子》“浩然之气”一说。其后众说纷纭,遂成文学理论上热门话题。唐代古文家讨论文气的,主要有柳冕、梁肃、韩愈、李翱、权德与、李德裕等人。

    柳冕《答杨中丞论文书》:“天地养才,而万物生焉;圣人养才,而文章生焉;风俗养才,而志气生焉。故才多而养之,可以鼓天下之气。天下之气生,则君子之风盛。”

    梁肃《补阙李君前集序》:“文之作,上所以发扬道德,正性命之纪;次所以财成典礼,厚人伦之义……故文本于道,失道则博(一作傅)之以气,气不足则饰之以辞,盖道能兼气,气能兼辞,辞不当则文斯败矣。”

    韩愈《答李翊书》:“气,水也;言,浮物也;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。气之与言犹是也,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”

    李翱《答朱载言书》:“义深则意远,意远则理辩,理辩则气直,气直则辞盛,辞盛则文工。”

    权德与《醉说》:“客有问文者,渍笔以应之云:尝闻于师曰,尚气、尚理、有简、有通。能者得之以是(原作四,据《全唐文》校改),不能者失之亦以是。”

    李德裕《文章论》:“魏文《典论》称‘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’,斯言尽之矣。然气不可以不贯;不贯则虽有英词丽藻,如编珠缀玉,不得为全璞之宝矣。鼓气以势壮为美,势不可以不息;不息则流宕而忘返。”

    可见梁肃所论之气,偏重道德意义,其次才是气,韩愈、李翱师徒所论的气,其义近似文章的气势,以上论气虽各有见地,但皆不如柳子厚所言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精微。其重视作文时的意念和精神状态。

   

    一般来说道家论“神”无待于知,故成为玄学的;儒家论“神”有待于知,故近于科学的。这是儒道两家对于神的观念之解释与应用之大区别。因此,柳子厚所言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的“神”,我们可以从儒家论神有待于知的观点来思考,进而把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”中的“用志不分”,解释为“集中知识”“集中意志”“集中智慧”“集中经验”“集中精神”等意义。而“用志不分”的“志”,就可从“志”的内涵中深究。而此“知”主要是从后天的学习与努力去追求。也就是如同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所言“是以陶钧文思,贵在虚静,疏瀹五藏,澡雪精神,积学以储实,酌理以富才,研阅以穷照。驯致以怿辞。”经过如此的阶段即要达到“思理为妙,神与物游。神居胸臆,而志气统其关键;物沿耳目,而辞令管其枢机。枢机方通,则物无隐貌。”对于《神思》篇中所表现的此种创作思想,亦有人主张说它受到了老庄思想影响。但在此引用的内容,则主要从知的方面去深究而致的。故柳子厚于《与杨京兆凭书》中云:

论柳子厚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 - 慕容莲生 - 慕容莲生

    凡为文,以神志为主。自遭责逐,继以大故。荒乱耗竭,又常积忧恐。神志少矣,所读书随又遗忘。一二年来,痞气尤甚,加以众疾,动作不常,眊眊然骚扰内生,霾雾填拥惨沮,虽有意穷文章,而病夺其志矣。

    这里所说的“神”,并不是日常所说的“精神”,它的内涵比一般所谓的精神广泛得多,可谓以人的意志、学识、个性、修养、气质、体能、才干、地位、社会经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。神是一个人的生命力、行动力、意志力和思考力之综合体现。经由各种磨练,其会发生变化。若智慧、阅历、才能和信心增长了,神也会更加清明精锐,丰厚纯熟。也就是神是一种气质的东西,能在后天的环境中发生变化,可能来自于磨练,故后天的磨练非常重要,此种后天的磨练也是才能、信心、智慧增长的源泉。此外也可能来自于阴阳调和。中医理论认为,形有助于养血,血有助于养气,气有助于养神。如果形体完备无损,血液就能够流通;血液流通无阻,气就能顺畅;气一顺畅,神就明清爽朗。因此说,形能养气,气能安神,神不沉稳,思想就浮躁,心也静不下来。在这种状态下,人去办事或写文章都收不到良好效果。

    以上就是强调写文章创作活动时“神志”为重要的条件,也即所谓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”。而此中的“志”,其意义则包含“意志”和“知识”。

    除此之外,如前所提“神志”在创作(写作)意义上,亦有情景融会的意味。神之涵意除了前面之意义以外还有顺应自然之情景融会的意味。也就是陶渊明之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所展示的境界,所以柳子厚写文章的时候,不敢稍存轻率之心、怠惰之心、昏愤之心、骄矜之心。就是说做到十分地郑重、认真、清醒、谦虚,保持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。在此基础上,尽心竭力,“抑之”,“扬之”,“疏之”,“廉之”,“激而发之”,“固而存之”,达到“奥”与“明”,“通”与“节”,“轻”与“重”的统一,造成情景融会的境界,也就有了借景抒情,情融于景之情景相生之妙。例如柳子厚之山水游记,并非客观、冷漠地描写景物之外貌,而是捕捉刻画景物之神态,进而反映作者之情感。其中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,作者以透过游鱼、日光、鱼影,衬托出潭水之清澈,一面写鱼,兼写潭水,虽无一字及水,潭水的清澈呈露无遗。而最后人鱼并写,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。

    因此,韩愈称柳子厚的文章“雄深雅健,似司马子长。(21)”而《柳子厚墓志铭》则说,柳子厚贬官前的文章“俊杰廉悍,议论证据今古,出入经史百子,卓历风发。”又称其贬永州司马时,“居闲,益自刻苦,务记实,为词章,泛滥停蓄,为深博无涯涘,而自肆于山水间。”可见柳子厚之古文,内容深刻雅正;风格雄伟刚健。以上是总的评价。铭文又从另一角度,论其古文“俊杰廉悍”。在此“俊杰”乃指识见的高超杰出。“廉悍”指文词的简洁精悍,再从议论方面来说,就是证据今古,有证据。不仅用古来证,还引证今事,通贯古今;又出入经史百子,引证古事,即入经史百家,引证今事,又跳出经史百家;而且坚卓严厉,意气风发,铭文还高度评价了他的山水记。

   

    简而言之,曹丕所谓的气,是指作家的才气。其特别强调才性因人而异,不能相传。而以“神”论诗文,唐代已开风气。视之为创作上所能达到的一种极其高妙的境界。如盛唐诗人杜甫便有不少以神字论诗文的诗句。例如,《独酌成诗》:“诗成觉有神”;《寄薛三郎中据》:“乃知盖代手,才力老益神”;《寄张十二山人彪诗》:“诗兴不无神”;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:“文章有神交有道。”可见杜甫论诗文,非常重视神化的境界。而他所强调的神境,则是从苦思国学得来,这与庄子的“神气说”,也有相通的地方。《庄子·达生》里纪渻子写齐王养斗鸡及梓庆削木为鐻,都是强调学力;苦学之后,一旦豁然贯通,自然下笔有神,以上之见解皆与柳子厚之“文以神志为主”有关。

    最后归纳神志之意义盖有以下几项含意:第一,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;第二,精神集中,不分心志;第三,变化不测,随机应变;第四,积学酌理,研阅穷照;第五,触景生情,情景交融。以上是柳子厚文学理论中对神志说的概括性解释。因此,神与志致于如何状态,确实在文章创作或做任何事情上,比起气盛或富才等更加重要。故柳子厚主张“为文以神志为主”之说,然而其此种文学理论特别是被贬到永州以后,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所以被贬永州对其提高在此方面之认识起了作用。柳氏到永州以后,才深入认识到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,其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都能更上一层楼。
    

 

 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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